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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氣連載都市异能 民國風雲人物演義 愛下-第317章 徐大總統世昌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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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風雲人物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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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1855年—1939年6月6日),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晚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直隶(今河北)天津人。其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今卫辉市)府城曹营街寓所。
幼年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其母“典当以延师教子,并自督课,且重德育”。
徐世昌回忆:说自己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
其母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让徐世昌食用。
徐世昌稍稍长大一些,每交一个朋友,他的母亲一定去考察一下那人的人品如何,如果真的是贤才,则以美食款待;否则立即训斥并令其不再来往。
当时的世人看到他们母子非常清苦,就劝他们去依靠县令亲戚,徐母说:“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
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同治十年(1871年),徐世昌十六岁时开始“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十七岁因善书小楷,随叔祖父充任县衙文案;十八岁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以文会友;二十四岁为准宁县知事治理文牍”。
徐世昌早年中举人,后中进士。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狩,徐世昌随行护驾,得到青睐。
加之张之洞、袁世凯又交章保荐徐世昌,徐世昌遂得重用。
在随后的三年中,他相继涉足清廷政务、财务、军务、学务。光绪三十年(1904年),徐世昌得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会试阅卷大臣,圆了徐世昌十年翰林的主考之梦。
东北三省是清朝的发祥地,对于清廷具有特殊的意义。
到徐世昌当那里的总督前,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国、日本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
为谋挽救,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清廷派载振、徐世昌(皆为军机大臣)赴东北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
经两个多月数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筹东三省全局折》,洋洋十万余言,此时徐世昌对治理东北,已成竹在胸。
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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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事则公商,移则会画”,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了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
他强调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
为惩治腐败,更新吏治,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
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见一斑。
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满洲面貌焕然一新。
清廷亲贵载涛言道:“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
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一直为此而自豪。
在应对日俄侵略方面,徐世昌在上任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设定了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
徐世昌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
一次,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九十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世昌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
徐世昌任用责任心及办事能力强,与日交涉“着为功劳”的吴禄贞为解决“界务问题”督办,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洲政策”的推行。
徐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
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不但著书立言,而且研习书法。安阳袁林的墓碑“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大字系徐世昌的手笔。工于山水松竹,如《石门山临图帖》等。一生编书、刻书三十余种,如《清儒学案》《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等。被后人称为“文治总统”。
被选为总统这年,他六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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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北洋的元老和重臣,本身不是军阀。在前清时代,外任总督,内握军机,民国时代则以超然姿态为政治上一大力量,因老成望重,而为北方泰斗。
袁克定称他为活曹操。皖系在这个时候把他捧出来,只因为他是个文人,手中没有兵权,不会组织一个军事集团来争权夺利。同时由于徐世昌是超然派和元老,可以利用他笼络直系。
段系的要角安福系首领王揖唐是徐的门人。段斗倒冯,自己却不愿居总统之名,推徐出山。只是希望借徐世昌的名声促成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北洋派大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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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太过主观,做事情总是凭自己的想象。他的这个打算错得离谱,徐世昌这样的老狐狸精式的人物,这样的弄权专家,如何能听任他的摆布呢?如何会甘心做别人的傀儡和盖印机器。
徐世昌从当选总统那天起,就十分机密地指使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周自齐等联合新国会中的非安福系分子,组织另外一个不公开的政治小集团,以对抗多数党的安福系。
按说,没等宣誓就职,就遭到吴佩孚等和南方诸将联合起来反对,应该会使徐世昌大为扫兴,其实不然。
首先,他是主和的,乐见南北方将领联合起来主和。其次,他当总统后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要对垄断北京政.府段系加以节制,正需要借用吴佩孚这样的力量。
吴佩孚反对他就任总统,是因为他这个总统是安福国会选出的,对他本人则给予了足够的尊重。而对于安福国会,他未必没有自己的看法。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并发表宣言:
“世昌不敏,从政数十年矣,忧患余生,备经世变,近年闭户养拙,不复与闻时政。而当国势纠纷,群情隔阂之际,犹将竭其忠告,思所以匡持之。盖平日忧国之抱,不异时贤。惟不愿以衰老之年,再居政柄。耿耿此衷,当能共见。乃值改选总统之期,为国会一致推选。屡贡悃忱,固辞不获。念国人付托之重,责望之殷,已于本日依法就职。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先。敢以至诚极恳之意,为我国民正告之。
“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达。则不得不诉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迹,两者皆有困难。当日国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时机,亦何至扰攘频年,重伤国脉?世昌以救国救民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阋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否则息争弭乱,徒托空言,或虞诈之相寻,至兵戎之再见,邦人既有苦兵之叹,友邦且生厌乱之心,推原事变,必有尸其咎者。此不能不先为全国告也。
“虽然,此第解决一时之大局耳,非根本立国之图也。立于世界而成国,必有特殊之性质,与其运用之机能。我国户口繁殖,而生计日即凋残;物产蕃滋,而工商仍居幼稚。是必适用民生主义,悉力扩张实业,乃为目前根本之计。盖欲使国家之长治,必先使人人有以资生。而欲国家渐跻富强,以与列邦相提挈,尤必使全国实业,日以发展。况地沃宜农,原料无虞不给,果能懋集财力,佐以外资,垦政普兴;工厂林立,课其优劣,加之牖导;更以国力所及,振兴教育,使国人渐有国家之观念,与夫科学之知能,则利用厚生,事半功倍,十年之后,必有可观。此立国要计,凡百有司,暨全国人民所应出全力以图之者。……
“内政之设施,尚可视国内之能力,以为缓急之序,其最有重要关系,而为世界所注目者,则为欧战后国际上之问题。自欧战发生以来,我国已成合纵之势,参战义务所在,唯力是视,讵可因循。而战备边防,同时并举,兵力财力,实有未敷。因应稍疏,动关大局。然此犹第就目前情势言之也。欧战已将结束,世界大势当有变迁,姑无论他人之对我如何,而当此漩涡,要当求所以自立之道。逆料兵争既终,商战方始,东西片壤,殆必为企业者集目之地。我则民业未振,内政不修,长此因仍,势成坐困,其为危险,什百于今,故必有统治的实力,而后国家之权利乃能发展,国际之地位乃能保持,否则委蛇其间,一筹莫展,国基且殆,又安有外交之可言乎?此国家存亡之关键,我全国之官吏商民,不可不深长思也。……昌一日在职,必本此以为推行,硁硁之性,始终以之,冀以刷新国政,振拔末俗。凡我国民,亟应共勉……。”
徐世昌这一就职宣言,明确宣告,“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提出“物产蕃滋,而工商仍居幼稚。是必适用民生主义,悉力扩张实业,乃为目前根本之计。盖欲使国家之长治,必先使人人有以资生”的国策。
这些主张令人耳目一新,是很鼓舞人心的。
段祺瑞为了实行和冯同时下野的诺言,在徐世昌就职大总统后,即请辞职,专任参战督办。国务总理由钱能训代理。
徐世昌深知段祺瑞是个何等专横之人。他更知道黎元洪和冯国璋这二位总统结局不好,归根结底是没有乖乖听段的话。他当然不肯当“阿斗”,要抗拒“诸葛亮”, “阿斗”有作为。
这需要实力,徐恰恰没有实力。他打出了两张牌,一个是拉曹坤吴佩孚,拉直系,一个是拉旧交通系和被段系边缘化了的研究系。
研究系在安福国会中已受尽压制。段祺瑞讨平张勋复辟后,对新交通系极为重用,对旧交通系则不理会。旧交通系、研究系对段都已无好感,徐拉拢这两系,可谓是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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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風雲人物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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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是北军攻湘作战的辅助方向。在吴佩孚部向羊楼司发动进攻的同时,由张敬尧指挥的北军约二万人也开始向平江发起进攻。
平江古属三苗国,秦属罗县,东汉末年设县,后唐定名平江。
处汨水、罗水上游,汨罗江自东向西贯穿全境,东与江西修水、铜鼓交界,北与湖北通城和湖南岳州相连,南与浏阳接壤,西与长沙、汨罗毗邻。
地处幕阜山脉南麓,山峦起伏,地势复杂,是长沙东北方的重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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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联军在平江方向担任防御的部队,有湘军刘建藩部十八个营、谢国光部六个营、罗列开部八个营、李仲麟部五个营,共计四十余营约一万五千人。护法军在通城至平江之间设置三道防线:由詹家桥、梧桐山经九岭至白米山为第一道,由大洲、倒流滩经张元岭、梅仙市到桃花洞为第二道,由新市经平江至浏陽为第三道。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散配置,因险设防。
三月上旬,张敬尧所部第七师和李奎元之第十一师、陈德修之安武军各一部,在通城一带集结完毕。
十一日,北军分兵多路向平江进犯:以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田树勋为中央纵队司令,率四个团由三埠桥经上塔寺、五里牌、梧桐山、梅仙市向平江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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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十三旅旅长吴新田为右纵队司令,率两个团由詹家桥经长乐街向平江进攻。
以第四十二混成旅旅长张敬汤为左纵队司令,率三个团经天岳关、虹桥向平江进攻。
以安武军陈德修所部五营为预备队。
北军发起进攻后,两翼进展较为顺利。
三月十一日,右纵队击退了防守花凉亭的两营湘军,推进到古米山、金家坳一线。
中央纵队进占阿婆岭、梧桐山,其第一团进至潭下时,遭到联军英勇阻击。
十四日拂晓,在一营安武军支援下,始将当面联军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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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纵队于十一日进占麦市,次日攻占盘石铺,直插天岳关。至此,湘军第一道防线全被突破。
天岳关是平江北面的重要屏障,“悬崖绝壁,高耸群山,鸟道羊肠,艰危万状”。护法军占据山顶,严密防守。
三月十四日拂晓,张敬汤部在炮兵掩护下,分两路强攻天岳关。护法军居高临下,猛烈射击,连续粉碎敌人三次进攻,毙伤敌营长以下官兵五百余名。
十六日,北军派第十一师之四十四团由杨芳林市进攻龙门关,得手后抄袭天岳关之侧后。同时派预备队一营由绝壁攀藤附葛而上,与守军展开白刃格斗。护法军两面受敌,遂放弃天岳关退守梅仙市。
三月十八日,北军继续进攻,相继占领了大洲、倒流滩、张元岭、桃花洞等要地。
二十一日,田树勋之中央纵队进逼平江以北十六公里之梅仙市。
该处奇峰突起,形势险要,护法军有六千余人扼险据守。北军连续发动进攻,激战两日,仍无进展。
张敬尧急令陈德修率安武军由月田赴援,田树勋亦令所部第二十七团迂回至梅仙市西南,袭击护法军侧背,正面部队趁机猛烈进攻。护法军腹背受敌,向平江撤退。
张敬尧不让护法军有喘息机会,除令正面主力部队冒雨追击外,又令左纵队司令张敬汤率一个团连夜向平江侧后穿插,抄袭护法军后路。
三月二十二日拂晓,穿插部队进抵三陽市,抢占附近高地,猛烈袭击护法军侧背。
护法军后防空虚,又见岳州已经失守,遂无心再战,放弃平江南撤。
二十二日上午,平江为北军占领。
在北军疯狂向岳州和平江进攻时,驻长沙的湘桂粤军“联帅”谭浩明束手无策,无所作为。
在岳州被占之日,谭曾发布安民告示,声称“岳州小挫,兵事之常,本帅坐镇,自有主张,……”
但到了二十五日,这位“自有主张”的“联帅”竟惊慌失措,率所属桂军慌乱地撤离长沙。
原来,未闻枪炮声便逃之夭夭,便是其的自有主张。
桂军撤走后,长沙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三月二十六日晚,吴佩孚第三师不费一槍一弹开进长沙,张敬尧部也随后赶到。
护法联军平江之败,除兵力对比居于劣势外,同样由于分散设防,单纯防御的结果。加上所守据点又忽视保障侧后的安全,以致险要之地屡遭北军迂回夹击而被迫撤守。
对湖南的军事行动,冯国璋的想法是“北军对南的军事行动以岳州为止”。因此,北军攻占岳州后,冯国璋就想贯彻他的和平主张。
他认为岳州既已收复,北洋派的声威得到恢复,而桂系又愿意谈和,则何必一定要劳师动众,对南用兵。
但他的主张正在拟成命令尚未发出时,攻占长沙的报捷电业已传来,北军的战国再迅速扩大。
三月十九日,又接到了督军们的联名电报。
电报以曹锟为首,包括长江三督在内,共有十五省、三特区的督军,他们强烈要求段祺瑞再起组阁。
电云:“锟等互相约定,我公复任揆席,则同人誓当一致,共扶危局,否则亦惟从公高蹈,不问世事,全国安危,同人离合,均系我公一身。”
前方战事的一帆风顺,使主站派更加不可一世,主和派则更加被动。
这个电报,如同最后通牒,冯国璋没有选择,只能低声下气地请段祺瑞应从众命。
段却还是不依不饶,仍表示“无意于此”。
冯指天发誓地表示一定摈弃前嫌,并且主动列出五个条件:
(一)参陆办公处仍然迁回国务院,以靳云鹏为主任以代师景云。
(二)国务院决议,总统保证不擅改一字。
(三)阁员由总理选择,不必征求总统同意。
(四)公府秘书长由总理推荐。
(五)中央(指总统)致各省的电报,须由院方核发。
段看来是见好就收了,心里虽痛快得很,但表面上还做出盛情难却、勉强接受的样子。
三月二十三日大总统令准署国务总理王士珍辞职,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二十四日派张志潭为国务院秘书长,二十五日参陆办公处迁回国务院。
二十七日令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二十八日令改海军总司令为特任,以蓝建枢为总司令。
二十九日令陆徵祥复任外交总长、钱能训为内务总长、段芝贵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傅增湘为教育总长、朱深为司法总长、田文烈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兼署财政总长、吴鼎昌为财政次长。
吴鼎昌(1884-1950),字达铨,笔名前溪,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生于四川华阳县。清末秀才出,曾任民国后《大公报》总办,中交两行首脑,著名实业家。
出生官宦家庭,早年就读于成都尊经书院,
一九零三年四月获四川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其间,加入中国同盟会。
一九一零年回国,执教于北京法政学堂。后任中日合办本溪湖铁矿局总办、江西大清银行总办。
一九一二年以后,历任中国银行正监督、袁世凯造币厂监督、中国银行总裁、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总经理、内政部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
此外,吴鼎昌还以自己或其妻吴适云的名义,直接兴办或参股民营企业,如周学熙在天津、卫辉等地设立的华新纱厂等。
一九二四年后曾担任《大公报》社长十余年,将《大公报》办成中国第一流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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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四日晋授曹锟勋一位,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授予张敬尧一等文虎章,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授予吴佩孚勋三位,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犒赏攻克岳州和长沙的有功将士。
中国历代有论功行赏之说,得赏之人也都容易攀比。在此次征南之战中,战功最卓著的当属吴秀才,但只被授予勋三位,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而更让他寒心的是湖南督军兼署省长一职被张敬尧取得。
这也没什么可奇怪,功劳都是当官的,官越大功劳越大,段祺瑞政.府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妥,但却因此而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祸端。
段祺瑞见湖南战事发展顺利,而琼州的龙济光和福建的李厚基都已出兵攻粤,由此确定了北军下一步总的作战方针:“定湘、援龙同时并举”,“虚攻衡宝,以掣敌势。一面陽出郴州援粤,陰由闽急攻潮惠,奇兵制胜”。
根据这个方针,除令浙江派一师赴闽,江西编一混成旅趋大庾岭,以牵制粤军,“遥增龙军之气”外,令在湘的北军分三路向南推进。
以吴佩孚之第三师及一、二、三、四、五混成旅为中路,出长沙经湘潭向衡山、衡陽进攻。
以张敬尧之第七师及补充旅、混成旅为右路,由长沙经湘乡、永丰攻宝庆。
原第二路军之施从滨第一师、张宗昌第六混成旅、张之杰第二十三旅及李传业安武军十五营为左路,经醴陵南下,攻攸县、茶陵;另调奉军两旅驻守长沙。
企图于旬日之内占领全湘,然后直趋广东。
新任参陆办公处主任靳云鹏和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四人是段祺瑞手下的四大金刚,四大金刚中以徐树铮最能呼风唤雨。新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是徐树铮很赏识的人,小徐原来做国务院秘书长时,张是秘书,一切大小事小徐都和张商量。
小徐曾告张国淦说:“远伯才气高,我希望他将来可以接替我。”
段这次组阁后,小徐是扭转局势的大功臣,所以重要人事都是他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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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是个人品不错,并且也很有做为之人,但也像很多的政客一样,毛病都是别人的,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他说“北方军人,宗旨正大”,忘记了他自己教唆督军团造反以谋恢复自己的势力,便是极不正大的行为。
他的责备直系军人不应该“启阅墙之争”,使西南“收渔人之利”,忘记了他自己的假对外以制内,便是“阅墙”,日本便是“渔人”。
他说西南“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忘记了他自己始以西南攻西南,继以北方攻西南。
他诋毁西南用离间计来破坏北洋团体,其实北洋自己利害斗争,自行分裂何用别人离间。……
段的密电发出后,徐树铮另发一密电,要求皖系各军阀复电拥段。
冯国璋也发出一通密电:“国事濒危,人心浮动,一隅生隙,全国动摇。兹将数日经历情形,暨失机可惜之点,通告于后:自复辟打消,共和再造,军人实为功首,此后军人团体,即为全国之中心点,生死存亡,有莫大之关系,此不但本国人所共和,亦外交团所共认。此次政.府成立,所行政策,以改良民国根本大法为宗旨,故不急召集新国会,而为先设参议院之举,在法律上虽微有不同,而用心实无私意存于其内。西南二三省,起而反对,无理要求,中央屡为迁就,愈就愈远,不得已而用兵,只为达到宗旨而已,初非有武力压迫之野心也。
“兵事既起,胜负虽未大分,而川事则中央颇为得手,黔、滇在川之兵,不日可期退出川界。广东方面,陆、陈、谭虽有援湘之兵,因龙、李、莫倾向中央,暗中牵制,以是不能大举。是时也,湖南战事,我北军将士,稍为振奋,保持固有之势力,中央即可达完善之结果。不意我北军九死一生,最有名誉之健儿,误听人言,壮志消沮,虽系一部分之自弃,而掣动新胜,暨相持未败之众,于是合谋罢战,要求长官,通电乞和,不顾羞耻,虽曰其中有不得已之苦衷,而中央完全将成之计划,尽行打消矣。诸君闻之,能不惜哉!能不痛哉!特是通电求和,主持人道,欲达宗旨,亦必能战而后能和。假如占住势力,战胜一步,宣布调停,再进一程,征求同意,为中央留余地,保政.府之威严,吾辈军人之名誉大张,国家人民之幸福是赖,乐何如之。
“乃不出此而为摇尾乞求,纵达到和平目的,我军人面皮丧尽矣。国璋亦军人之一分子也,如此行为,万无下场余地,不为羞死,亦将气死。诸君皆爱国丈夫,有何高见,如何挽救,能否贾勇救国,振奋部下士卒精神,筹兵筹饷,以谋胜利,则大错虽已铸成,尚可同心补救。国璋代行权位,惶愧奚如!国之不存,身将焉附?如有同心,国璋愿自督一旅,亲身督战,先我士卒,以雪此羞。宣布事实,渴望答复!”
十一月十八日,直系四督直隶督军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发表电,主张停战。
长江三督忽然变成直系四督,声势大震,对段祺瑞震撼很大。
直系四督通电:“慨自政变发生,共和复活,当百政待理之际,忽起操戈同室之争,溯阙原因,固由各方政见参差,情形隔阂,以致初生龃龉,继积猜嫌,亦由二三私利之徒,意在窃社凭城,道乃乘机构衅,而党派争树,因得以利用之术,为挑拔之谋,逞攘夺之野心,泄报复之私忿。名为政见,实为意见,名为救国,实乃祸国,于是阋墙煮豆,一发难收。
“锟等数月以来,中夜彷徨,焦思达旦,窃虑覆亡无日,破卵同悲,热血填膺,忧痛并集。盖我国外交地位,无可讳言,欧战将终,我祸方始,及今补救,尚恐后时。至财政困难,尤达极点,鸩酒止渴,漏脯疗饥,比于自戕,奚堪终日?东北灾浸,西南兵争,人民流离,商业停滞,凡诸险状,更仆难志。大厦将倾,而内哄不已,亡在眉睫,而罔肯牺牲,每一思维,不寒而栗,中心愤激,无泪可挥。夫兵犹火也,不自.焚矣,如项城覆辙可鉴,矧同种相残,宁足为勇?鹬蚌相持,庸足为智?即使累战克捷,已足腾笑临邦,若复两败俱伤,势且同归于尽。
“今者北倚湘而湘不可倚,南图蜀而蜀未可图,仁人君子,忍复骗父老兄弟于冰天雪地枪休弹雨之中?且战局延长一日,即多伤一日元气,展伸一处,即多贻一处痛苦,公等诚心卫国,伟略匡时,其于利害祸福所关,固已洞若观火。况争点起于政治,悲悯本有同情。锟等不才,抱宁人息事之心,存排难解纷之志,奔走啼泣,惨切叫号,而诚信未孚,终鲜寸效,俯仰愧怍,无地自容,谁希望之殷,始终未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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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自政争以来,默察真正之民意,仰体元首不忍人之心,委曲求全,千回百折,必求达于和平目的,以拯国家之危难,而固统一之宏基。区区愚忱,当邀共谅。现在时势危迫,万难再缓,不得不重申前说,为四百兆人民,请命于公等之前。伏愿念亡国之惨哀,生灵之痛苦,即日先行停战,各守区域,毋再冲突,俾得熟商大计,迅释纠纷。
“鲁仲连之职,锟等愿担任之。更祈开诚布公,披示一切,既属家人骨肉,但以国家为前提,无事不可相商,无事不能解决。若彼此之隐,未克尽宣,则和平之局,讵复可冀?公等位望,中外具瞻,舆论一时,信史万世,是非功过,自有专归,而旋乾转坤,亦唯公等是赖,反手之间,利害立判,举足之际,轻重攸分,救国救民,千钧一发。临电迫切,不知所云”。
此电领衔之人,竟是段祺瑞一直看好的老实人曹锟。
曹锟(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字仲珊,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天津市塘沽),这也是个民国风云人物,曾是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
曹锟出生于天津大沽一个贫穷造船工家里。曹锟的父亲曹本生,在大沽的一个船行当排工,成年累月给人家造木船,以维持这个十口人之家的生活。尽管曹家经济拮据,但曹本生性子憨直,为人要强,他宁愿自己勒着腰带,也要供孩子们识几个字。因此,曹锟兄弟几个,多在幼年读过几年私塾。
曹锟十六岁时,父亲让他学造木船,曹锟不肯,叫他学做农活,他也不依,曹本生只好让他去卖布。因家中贫穷,买不起一辆手推车,曹锟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处叫卖。
父母应该是觉得曹锟成不了大器,成家了事,便在他十七岁那年,托人说媒,将西大沽一家姓郑的姑娘娶过来。郑氏长于曹锟两岁,相貌平平,但为人通情达理。过门后上敬公婆,下疼小叔小姑,对曹锟更是十分体贴,小两口和和睦睦,很少口角。
一日,曹锟贩布到保定城门,被两个守城的士兵拦住,不但没让进城,反而被他们谩骂嘲笑一番。曹锟无端受辱,窝了一肚子火儿。他历尽艰辛,也未能改变自己吃苦受累的命运,于是他暗下决心,立志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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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二年,二十岁的曹锟应募入伍,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先是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做了毅军的一名哨官,一八九四年还曾随部赴朝鲜作战。
翌年,赴小站投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带。
他既无背景,又老实巴交,时常受人欺负。但他的一大特点,憨厚,喜怒不形于色。好处都让给别人,自己则吃苦耐劳,千依百顺,不管心中怎么想,面上从无怨言。
这样的人肯定有人缘,久而久之,渐渐地也就闻达于上司,甚至袁世凯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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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当地很有权势,人称“大帅”。于是备下厚礼前去拜谒,常言道:“礼多人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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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广东水师提督,一看姓曹的是小老乡,很是开心。接着一查族谱锟字,发现曹锟竟是自己的孙辈。自然更加高兴,便正式认曹锟为族孙,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儿为他通融。
朝中有人好作官。自此曹锟由帮带而帮统,由帮统而统领,由统领而统制,升官步上了快车道。
曹锟病逝于天津。他是五月去世,同年年十二月,曹锟被国民政.府追封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曹锟虽是直系,以前并未加入长江三督的主和集团,且一向与皖系保持良好关系,被称为直、皖二系的两栖督军。直、皖两系都极力拉拢曹锟,他似乎一直都保持“中立”。由于他当时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大,又占据清朝时的北洋大臣地位,他的一举一动,对方方面面都有重大影响。
而在直系四督这个通电发出的时间,段祺瑞已经不再兼任陆军总长,由王士珍继任。

爱不释手的都市言情 民國風雲人物演義 實樸-第283章 “川、黔”之戰熱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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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風雲人物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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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罗佩金的指责,北京国.务.院发电,竭力否认。
唐继尧也有电指摘北京政.府处理四川问题不公。他说他和罗佩金、刘存厚两人都是士官老同学,又曾共事多年,但是“公谊所在,不能偏徇私见”。他认为北京政.府如此处置,“国家法纪何在?政.府威信何在?长作战之风,开凌上之渐”。并声言他准备出兵昭通,作为在川滇军的后援。
不论罗佩金在四川功罪如何,也不论罗、戴、刘之间的是非,但罗有一点是很可贵的,就是竭力阻止滇军糜烂四川。
当时滇军上下都认为刘存厚和川军迫人太甚,滇军受侮太重,因此战意旺盛,罗佩金极力压制。滇军中主战最激烈的团长李植生,竟因奉命不许出战而举枪自杀。
滇军退出成都后,仍驻扎四川最富足的几个县份,如资中、简阳、荣威、富顺、自流井、泸州、宜宾等地。
民国六年五月一日,戴戡宣布就任代理四川督军,同时以会办军务署参谋长张承礼任副官长,蒋方震为参谋长,杜步云为军需课长。戴一身兼四川督军、会办军务、省长三重任。
他深知四川局面的严重性,以黔军和川军、滇军相比,实力最弱,自己因缘时会,有如履薄冰之感。
他不是四川本地人,面临的难题同样是如何让本地人接纳。这是很难的,需要大海一样的胸怀,需要大智慧。而即使有这样的素质,也不是短时间内能达成的。
戴戡在护国战争中,和唐继尧等滇军将领关系尚可,和滇军方面的关系没有大问题,也不是主要矛盾,眼前最紧要的应该是处好和刘存厚的关系。
据说,还在“川、滇”战争之际,戴戡曾与刘存厚暗中约定,待罗佩金下台后即把军务会办一职让与刘存厚。但罗佩金出走后,戴戡手握督军、省长、军务会办三颗印信,无意让出会办。
刘存厚要求戴戡履约,戴却以罗尚在查办期间,俟中央查明以后当再履约为词,故意推卸。刘甚为不满。
如果戴戡能把军务会办的位置交给刘存厚,尽管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应该至少不会很快丢掉性命。但是,戴戡没有。
罗佩金去,戴戡代理川督,对于四川人来说,他们期望的川人治川的目的仍没有达到。于是用对付罗的手段来对付戴,仇滇军的情绪化为仇黔军。
四月三十日,四川省议会通电指摘戴戡“假中立之名,阴谋取利”。提出以岑春煊继任四川督军。
五月九日滇军退驻简阳,川军完全撤出城外,戴戡正式就任代理督军。城内警察恢复站岗,黔军清除成都城内的军事设施,市民情绪趋于安定。
不过,罗佩金和刘存厚都未遵照命令卸职北上,川、滇两军也仍旧在省城外好多地区时打时停。
刘存厚不久又回到成都,在城外设置军司令部,把以前对付罗佩金那一套来对付戴戡。这样一来,川、黔两军又爆发了战火,成都人民又一次陷入严重的战争灾难之中。
川、黔军开火是七月五日夜半三时开始的,这时正值张勋在北京搞复辟政变,张勋的伪谕中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
黎元洪已经躲到日本使馆避难,段祺瑞在组织讨逆军,当然没有人管四川的事。
此前的七月三日,戴戡在成都皇城的督军署召开军事会议,邀刘存厚出席表明对北京政变的态度,一面派兵把守电报局,检查一切邮电。
刘存厚派代表吴绍良出席了会议,要求督军署先撤去电报局的检查员。戴予以拒绝,并提出驻省川军应该移川北,吴绍良代表刘存厚不予接受。
七月四日刘存厚所部川军从邻近成都一带的防区,源源开到省城北门外,第二天晚上川、黔军遂告开火。
“川、黔”之战几乎是“川、滇”之战的翻版,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
戴戡说刘存厚首先下令炮攻督署,刘存厚则说黔军首先开炮攻击城外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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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说刘接受巡抚伪职,刘则宣称绝无其事。
双方省议会和两省国会议员,也都以畛域之见,发出内容完全相反的呼吁和控诉。
退守川南的罗佩金所率滇军,按兵不动,静观势态,举棋不定。
贵州督军刘显世拟派三个梯团进入四川,援助戴戡。刘显世属于研究系,得到梁启超的支持。
川军师长周道刚、熊克武在川、滇军战事爆发时,采取了中立态度。
对于“川、黔”之战,他们于七月七日发电调停:“本月六日渝电局报称:麻日午前三时,成都川、黔两军发生冲突,江门一带火势甚烈,枪炮声不绝。次日接贵阳刘督军鱼日电开:顷得成都戴督军电开,刘存厚甘受伪职,已带兵围成都,戡誓死不降逆、不叛国,祈飞电各省等语。昨晚(六日)十一时,炮声忽起,北门火光烛天,炮弹均向督、省二署乱射。炮声隆隆,至今未息。街断行人。……
“据戴督电传,则指刘存厚附逆,然据积之(刘存厚号)电称,又系拥护共和。兹拟由刚等及顾、赵(滇军)、钟(川军)三师长酌带卫队,兼程赴蓉(成都),公评是非,共谋解决;先在资州会齐,再为前进。若积之果系附逆,自应一致讨除,否则言归于好,速筹北伐。川中秩序,仍由戴兼督军主持一切。所有滇、黔军队,务恳唐、刘两督军立饬停止前进,免滋误会。……先后得顾、赵、钟三师长复电表示赞同,道刚等决于蒸日(十日)起程西上。”
周道刚(1875—1953),字菶池,又名凤墀,四川成都双流人。
少时求学省城书院及中西学堂。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赴日本留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光绪三十年(1904年)毕业回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任四川武备学堂监学兼军事教习。次年,武备学堂改为陆军小学堂,任监学、教习,继任总办,并任六十五标标统。宣统元年(1909年),代理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授陆军少将衔。
一九一六年七月,蔡锷任四川督军,任命周道刚为川军第一师师长。
熊克武(1885年-1970年),字锦帆,四川省井研县人 。
一九零四年东渡日本,一九零五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在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后,他被公推为蜀军北伐总司令,在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与蔡锷等并肩作战。
他虽是同盟会员,但却是黄兴一派,他的小组织九人团和孙中山支持的实业团矛盾重重。
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年成为四川省之实际统治者。
其人极为灵活,联合南方的唐继尧又反对唐继尧,联合亲北的刘存厚又反对刘存厚,后又和陈炯明一起号召联省自治,最终在南北军阀混战中败北。
当年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接受史沫特莱采访的时候,就把他挑出来作为例子,说明一个热血青年是怎么变成一个军阀的。
在抗日战争国难当头时,熊克武抵制蒋介石攘外必须安内的政策。
一九四九年又与刘文辉等策动了川西起义 。
解放后,他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完成了讨逆的段祺瑞,想借机派兵入川平乱,借以达到北洋派控制四川的目的。
进步党(研究系)则则主张以维持戴戡为前提,解决成都的兵乱。
川、黔军的战争从七月五日到十七日,前后共打了十二天。
七月六日起黔军被围在皇城内。退守皇城的黔军,坚持了几日后,却始终没有见到援军,伤亡颇重,粮弹匮乏,无法继续再坚持了。在省议会和英、法领事的调停下,戴戡交出督军、省长、会办三颗印信给省议会,表示愿意退出成都。
十三日,川军开放南门让黔军退走。黔军疑有伏兵,在掠夺南门粮食后,仍然退回皇城,固守待援。
期间,川军师长周道刚、熊克武联合川、滇将领发起武装调停。
滇军罗佩金同意参加周道刚和熊克武所吁请在资中召开的调停会议。
周道刚则于七月十五日由重庆赴资中主持调停会议。
唐继尧于七月十六日发电痛斥刘存厚犯上作乱,并称如刘不移师北伐,本人即将亲率三军,吊民伐罪。
接着即组织靖国军,自为总司令,以顾品珍、赵又新、庾恩旸、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为第一至第六军司令,以罗佩金为第一第二两军总司令,自兼第三至第四军总司令,以叶荃为第五第六两军总司令。
靖国军于七月二十日通电全国电,宣称要先平川乱,然后北伐。
贵州督军刘显世的态度与唐继尧相同,他派王文华率领一支黔军入川援助戴戡。
但是十七日,戴戡在待援无望的后,从南门突围。向华阳、仁寿方向分路突围而出,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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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年三月,陆荣廷从两广经徐州赴北京,张勋迎陆于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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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是老朋友老同事,张坚邀陆赴帅府欢聚,张在宴会中向陆谈起“民国不如清朝,共和制度不如君主政体”,以试探陆的态度。
陆仍不置可否,而张却认为潘博的游说已经成功,陆确不表示反对,只是不便公开赞成复辟而已。
后来陆荣廷入京后,曾往故宫谒见溥仪。外间有陆献女为妃的谣言,使张勋更确信不疑陆是自己人了。
“南陆”已没问题,下一步是“北冯”了。
当督军团在北京城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冯国璋派潘到徐州来探听张勋对时局的态度。张勋问起冯的态度。
潘博信口开河地说:“华帅是个胸无主见的人。不过善于谋己,如果大帅和北洋诸帅都主张复辟,华帅一人不会反对的。”
潘的话正和张对冯的看法一致。
张为了慎重起见,写信给冯,把府院之争等归咎于国民党,捏指那是国民党企图推翻北洋政.府的政治阴谋。他在信中对国体问题提出疑问,暗指“民主共和”不合国情。
信的末了他写道:“为了抵制西南,为了巩固北洋团体,必需另谋解决时局的方策。”这是张在对冯投石问路,想窥探冯对复辟的态度。
几天以后,冯国璋回信完全同意张的意见。请张主持所谓的“对策”,表示自己愿追随其后。张接到冯这封信后,完全放心了。
可是,这不是真的。原来冯回张这封信,冯不但未曾过目,甚至连张给他的信都根本不知道。
当潘博知道张勋写信给冯国璋的用意后,立即打密电给胡嗣瑗,叫他用冯的名义答复张一封信。嘱咐胡不必给冯过目,复信要能使张满意。
冯素来不大看公事,胡便可以肆意妄为。
这时,日本政.府派参谋次长田中到中国来,鼓励中国对德参战,同时和段内阁秘密接洽中日军械借款。
田中于五月十四日到徐州访问张勋。田中向张勋表示,中国局势非常混乱,日本政.府对此非常关切。倘若这个局势是由于制度问题所致,而中国有实力人士认为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非采取收拾时局的其他途径,则日本政.府也愿意予以善意而适当的援助。
张于是认为,日方是会支持清廷复辟的。
前面已经说过,黎、段两人本来都是极看不起张勋的,但是当他们迫切需要外援的时候,就把这个怪物当作争相拉拢的对象。他们对张勋同样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张勋是一个不善于使用政治阴谋,不会玩弄两面手腕的爽直汉子。
在黎、段两人争相拉拢的时候,张勋对黎说的是一套,对段说的是另外一套。他的目的是要利用黎逐段下台,然后利用督军团逐黎而拥溥仪再登大位。当督军团与黎因解散国会问题僵持不下的时候,他又电邀督军团到徐州举行第四次徐州会议。
五月二十三日,由北京挂专车直放徐州的有倪嗣冲、张怀芝、王占元、赵侗、李厚基和各省军阀代表共计二十余人。
值得注意的是,孟恩远随车到天津就下了车,曹锟托病回到保定,原来在天津的李纯也未随同前往,王占元在徐州只住了一夜就由陇海路到郑州转车南下。
因此,实际上参加第四次徐州会议的只有督军团的一部分和一些军阀代表。但是,第四次徐州会议有五个督军亲自参加,这就比以前的三次徐州会议显得更为显赫一些了。
如果说前三次徐州会议的议题主要是谋取北洋内部的团结,那么第四次徐州会议则是不折不扣的复辟会议。
张勋的总司令官张文生后来回忆,开会的时候张勋没出席,而是让他的秘书长万绳栻做传声筒。
会议开始后,督军们公推张勋挑头儿倒黎,然后请冯国璋出任总统,总理还由段祺瑞当。
万绳栻知道张勋的目标是让逊帝溥仪复位,因此双方没谈拢。
晚宴上,负责招待的张文生不胜酒力,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迷迷糊糊之间,他听到徐树铮对倪嗣冲说:“他(张勋)是复辟的脑子,别的他听不入耳,咱们就赞成他复辟,等他复辟时咱们再想别的法子。”
接着有人说:“走,咱们找他当面谈谈。”
尔后,一行人径直去找张勋。听完这番对话,张文生感到这些人并不真心同意复辟,他们只想拿张勋当枪使,把黎元洪赶下台。
他去找张勋汇报,却看到张勋与众人正聊得起劲,复辟大计似乎已然敲定。忠言逆耳,此时再说什么,张勋也听不进去了。
众人商定,张勋作为调停人进京调解府院之争,然后解散国会,将黎元洪赶下台,迎溥仪复位。
复辟事宜谈妥后,张勋令人找来一块黄绫子,让大家在上面签字画押。签字的人有安徽省长倪嗣冲、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甚至还包括南方的革命党人谭延闿。
据张文生回忆,这块签了字的黄绫子,原本是张勋的二太太找来给少爷祛邪用的,此时却成了历史见证。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响应者不过是政治投机而已,只有张勋信以为真。于是,一场荒唐的复辟大戏正式开锣了。
随后讨论到实行复辟的策略问题,决定先由参加会议及有关各省的督军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要挟黎解散国会。张勋暂时则不参加,伪装成“调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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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日,张勋根据会议所决定的策略,电黎云:“各省督军及各省代表二十余人昨晚偕同到徐,以宪法问题就商。旋奉公府秘书厅漾电开……等因。咸以民国适用责任内阁制,凡任免官吏,向由国务院发出,非由国务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秘书厅职司机要,对于此事,本无责任可言,今忽逾越职权,擅发通电,宣布命令,殊属创举,当然不能认为有效。共和国家首重法治,如果任意出入,人民将何适从?中央现既首先破坏法律,则各省惟有自由行动等语。事关法律问题,理由极为充分,如无持平办法,必将激生他变。谨飞电直陈,敬候钧裁。”
这个电报是以第三者的口吻,以关怀黎的口吻说出来的,暗示他愿意出面来担任黎与督军团之间的调合人。
当张勋在徐州起劲地搞复辟时,北京的黎元洪却一无所知。他以为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就可以去掉一直以来的这块心病,没想到事与愿违。
不过,他的噩梦还刚刚开始。
他不是北洋派,也不被北洋集团待见,当初能力排北洋众人的反对而当上总统,很重要的是有段祺瑞极力维持。他从来没有想到要与北洋派为敌,他的目的仅仅在于排去一个目无总统的段祺瑞。为了避免北洋派因免段而可能引起误解,所以不止一次地请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继段之后组织内阁,但是在天津的徐则坚决不肯趟这浑水。
黎又请北洋派的另一大佬——王士珍组阁。五月二十日黎曾到王宅苦口劝驾,王也不肯这个时候得罪段,说来说去,最后只答应在新内阁中担任陆军总长,以便随时为总统帮忙。
当天,黎向国会提出了以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同意案。
黎命李经羲组阁,是用以安定北洋派和拉拢张勋的一种手段。
这时,北洋集团内部意见也很分歧,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纷纷表示了与他们的同僚的不同态度。冯回答督军团的电报,反对解散国会,劝他们在行动上应当慎重点。他致电王士珍劝其出来组织内阁。
孟恩远、李纯、曹锟、田中玉、陈光远、江朝宗、陆建章等纷纷电劝王士珍组织内阁。二十六日,重行回到北京的孟恩远、李纯偕同谒见黎,请改提王士珍组织内阁。
黎说:“我原来是希望聘卿组阁的,但是他不肯答应,如果你们能够说服他,我的咨文随时可以收回来改提组阁人选。”
同时,孟恩远声明他列名于督军团请解散国会的呈文,并非出于己意。王占元也派何佩瑢到北京,向黎作了同样声明。
黎的劝驾和直系军阀的表示拥护,使王士珍陷于难于应付的境地。
他向黎表示,只求不强迫他担任总理,他愿意负责维持北京治安以报总统。
二十五日,他召集北京军警长官在国务院参陆办公处举行训话,勉励他们各守职责,维持北京治安。二十六日,他发出电报为李经羲捧场。
二十七日,黎发出电报说:“芝泉解职,初议请东海出山,未获允诺,逐坚请聘卿担任,专使络绎,继以亲往,再三敦劝。聘卿则推荐仲轩(李经羲),自愿居陆军总长之职,时期急迫,不得不曲徇其请。”
二十七日为星期日,众议院破例开会,在四百八十三票中以三百三十八票通过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同意案。二十八日,参议院又以一百六十六票对二十六票获得通过。国会匆匆通过李内阁,并不是喜欢这个曾经做过前清督抚和洪宪旧臣的老官僚,而是想通过他的关系,安定北洋派,拉拢张勋,以免时局更趋严重。
李经羲在国会通过他的任命案后,马上打电报给张勋征求意见。这时他人在北戴河,知道他所恃的王牌是张辫帅。
张勋这时还要制造假象,给李复电:“苍生霖雨,允符众望”八个字。
他同时给总统府电报说:“中央困难情形,已分告各督,务以国家为重,乞勿念。”
二十八日,黎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命令发表后,王士珍又有电报力劝北洋派各省督军电贺李内阁。于是三天以前还极力主张王士珍组阁的直系军阀,都有电报向李内阁致贺。冯国璋虽然没有贺电来,但也致电黎,同意李经羲组织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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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公府举行小圈子的秘密会议,讨论怎样对待专横跋扈的段。黎的军事幕僚都说,今天总统的脾气发得真好,这一来可使这些老粗们不敢再来欺负总统。黎自己也觉得出了心头的一口闷气,痛快了不少。
同一天晚上,另外一个小圈子的秘密会议在府学胡同段寓举行。段觉得局势很严重,总统和国会两关都不容易打通。他对黎公然予督军团以难堪,表达了极大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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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良佐特别激动,大声地说:“没有大不了的事,总统不盖印,就驱逐总统!国会不通过,就解散国会!”
张国淦认为这不是办法,一切问题应当在轨道上进行。
段考虑了一下,说道:“对,我们应当按轨道办事!”
段的轨道不是别种轨道,而是袁世凯的轨道,就是武力威胁与伪造民意双管齐下。
他指使各督军策动各省人民团体,请愿提早对德宣战的文电。于是,各省“人民团体”纷纷发出来这类的电报,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文章,使人联想到袁世凯在表决国体时期发动各省通电一致赞成君主制的旧时情景。
所不同的,只是段的手法太欠高明,有些上海“人民团体”的电报是从北京电报局发出来的,而从上海电报局发到北京来的,却是上海商会和各团体反对中国参战的电报。
黎元洪本拟通电各省省议会、商会及各团体征求对参战问题的意见。他知道全国各地的这些团体都是反对参战的,因此想利用“民意”来对抗段的“军意”,借以壮大自己的声势。
他手下有些策士(非军事幕僚)认为这样做将使北京政.府陷于极端严重的危机,黎便有所顾虑而不敢发出这个电报了。
在段祺瑞、督军团和日本公使的压力下,黎元洪于五月六日在参战案咨文上盖印,提交国会讨论。
违心签字后,黎元洪立刻找司法总长张耀曾单独到公府谈话。
黎问张:“国会不通过参战案,他们能不能解散国会?”
张回答说:“即使解散国会,也应召集新国会,通过宣战案后,才能公布执行。但是《约法》并无解散国会的规定,违反《约法》就等于谋叛。”
黎不禁神情一振:“对,谋叛就是造反!”
此时黎元洪把他的一线希望寄托在国会上。因为国会中为数不少的政学会议员和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知道段的外交方针,在未提交国会之前首先召集军事会议,并且指使督军团对国会采取表面联络而意在威胁的行动,已经引起了国会方面的很大反感。除研究系外,各党派议员都不甘心做段的工具,看上去参战案有难于在国会通过的趋势。
在国会,反对参战的力量也确占据优势。
十日,国会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
段祺瑞效法当年袁世凯选举正式大总统之故伎,出钱收买地痞流氓,组织所谓“公民团”(有“五族公民请愿团”、“学界请愿团”、“陆海军人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等名目)数千人包围国会会场,沿街散发传单,要挟国会即日通过参战案,否则不许议员离开会场一步。
有些国民党议员拒绝接受传单,竞遭到殴打。议员们极为愤慨,当即议决将全院委员会改为全体议员大会,请国务总理段祺瑞、内务总长范源濂、警察总监吴炳湘到会保护议员安全。
后因“公民团”向会场抛掷砖头,误伤日本记者,吴炳湘才派马队将“公民团”驱散。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引起全国舆论大哗。孙中山、唐绍仪等及各界人士纷纷通电谴责,要求严惩肇事者,国民党阁员伍廷芳、谷钟秀、张耀曾、程璧光辞职。
这届内阁包括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内,共九人,早有因其他原因去职者,也有长期请病假者,内阁中仅剩下段祺瑞一人。
在国会,商榷系议员一致采取抵制段内阁的立场。
十九日,众议院议决:“对德宣战案暂行缓议,俟内阁全体改组后再行讨论。”
实际上已构成对内阁的不信任。
就在众议院决定推迟讨论外交案的同一天,督军团又在倪宅举行紧急会议,研究系的重要人物公然参加了这个会议。督军团决定采取最后一个步骤,对国会再施以压力迫使通过对德宣战案,否则督军便联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在此项目的未达到以前,各督军相约不离京,以便集中力量,对国会和总统作战到底。
因为有研究系的重要人物参加,明白人还是有的。
有人提醒督军们,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因为国会并未否决参战案,只是推迟了讨论时间。而推迟讨论是受了“公民团”威胁国会的刺激,是由于内阁残破不全,这些理由都是站得住的。此外,军人公开地干涉外交,并以此为借口来破坏国会,究竟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
不如借口国会宪法二读会中所通过的宪法草案条文,严重地违反宪政精神,呈请总统解散国会。那时,国会正在制订宪法。
督军们对法律本来一窍不通,认为这个主意比他们的高明,决定采纳施行。倪嗣冲还补充了一个意见,就是总统如果拒绝解散国会,各督军便联名辞职,宣布不负地方治安的责任,大家也齐声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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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又有人提醒他们,这样做也不妥当。因为宪法尚未完成,假口宪法不良而请解散国会,未免言之太早。不如改作两个步骤,先呈请总统咨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如果国会拒绝改正,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
此外,各督军相约不离京,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后果,如果总统命令北京军警监视大家的行动,岂不成为政治俘虏而无用武之地。联名辞职也有可能引起一种相反的后果,督军在自己的地盘内以辞职为要挟手段是可以吓倒总统的,在北京辞职,如果总统一概批准而由大家的部下来接任,岂不是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装,成为手无寸铁的人。
因此,不如在总统拒绝解散国会的时候,全体离开北京,回到防地进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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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天,督军团用开快车的方法,呈请黎咨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全文如下:
“窃维国家赖法律以生存,法律以宪法为根本,故宪法良否,实即国家存亡之枢。恩远等到京以来,转瞬月余,目睹政象之危,匪言可喻,然犹不难变计图善,惟日前宪法会议二读会通过之宪法数条内,有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时,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之副署。又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语,实属震悚异常。查责任内阁制,内阁对国会负责,若政策不得国会同意,或国会提案弹劾,则或令内阁去职,或解散国会,诉之国民,本为相对之权责,乃得持平之维系。今竟限于有不信任之决议时,始可解散。夫政策不同意,尚有政策可凭,是案弹劾,尚须罪状可指,所谓不信任云者,本属空渺无当,在宪政各国,难有其例,究无明文。内阁相对之权,应为无限制之解散,今更限以参议院之同意。
“我国参、众两院,性质本无区别,回护自在意中,欲以参议院之同意,解散众议院,宁有能行之一日?是既陷内阁于时时颠危之地,更侵国民裁制之权,宪政精神,澌灭已尽。且内阁对于国会负责,故所有国家法令,难以大总统名义颁行,而无一不由阁员副署,所以举责任之实际者在此,所以坚阁员之保障者亦在此。任免总理,为国家何等大政,乃云不必经国务员副署,是任命总理,虽先有两院之同意为限制,而罢免时则毫无牵碍,一惟大总统个人之意旨,便可去总理如逐厮役。试问为总理者,何以尽其忠国之谋?为民宣力乎,且以两院郑重之同意,不惜牺牲于命令之下,将处法律于何等乎?至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一层,议会专制口吻,尤属彰彰悖逆,肆无忌惮。
“夫议事之权,本法律所赋予,果令议决之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则议员之法律,无不可起灭自由,与朕开口即为法律之口吻更何以异。国家所有行政司法之权,将同归消灭,而一切官吏之去留,又不容不仰议员之鼻息,如此而欲求国家治理,能乎不能?况宪法会议近日开会情形,尤属鬼蜮,每一条文出,既恒阻止讨论,群以即付表决相哗请,又每不循四分之三表决定例,而辄以反证表决为能事。以神圣之会议,与儿戏相终结,将来宣布后谓能有效,直欺天耳。此等宪法,破坏责任内阁精神,扫地无余,势非举内外行政各官吏,尽数变为议员仆隶,事事听彼操纵,以畅遂其暴民专制之私欲不止。
“我国本以专制弊政,秕害百端,故人民将士,不惜掷头颅,捐血肉,惨淡经营,以构成此共和局面,而彼等乃舞文弄墨,显攫专制之权,归其掌握,更复成何国家?以上所举,犹不过其荦荦大者。其他钳束行政,播弄私权,纰缪尚多,不胜枚举。如认此宪法为有效,则国家直已沦胥于少数暴民之手。如宪法布而群不认为有效,则祸变相寻,何堪逆计。恩远等触目惊心,实不忍坐视艰辛缔造之局,任令少数之人,倚法为奸,重召钜祸,欲作未雨之绸缪,应权利害之轻重,以常事与国会较,固国会重,以国会与国家较,则国家重。
“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已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犹忆天坛草案初成,举国惶骇时,我大总统在鄂都任内,挈衔通电,力辟其非,至理名言,今犹颂声盈耳。议宪各员,具有天良,当能记忆,何竟变本加利,一至于此。惟有仰恳大总统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庶几共和政体,永得保障,奕世人民,重拜厚赐。恩远等忝膺疆寄,与国家休戚相关。兴亡之责,宁忍自后于匹夫?垂涕之言,伏祈鉴察!无任激切屏营之至!”
这个呈文,传说是由研究系的幕后军师执笔代拟的。一切迹象证明:研究系不仅想依靠督军团的势力,挽救他们在议会已经失败了的关于宪法问题的主张,而且还企图在做不到时就解散国会,以便在下届国会中取得多数的地位。
这个呈文公推年龄最长的孟恩远领衔。督军和都统列名者为孟恩远、王占元、张怀芝、曹锟、李厚基、赵倜、倪嗣冲、李纯、阎锡山、田中玉、蒋雁行。由代表代替签名者为杨善德、张作霖、陈树藩、张广建、毕桂芳、姜桂题、杨增新。各省代表以本人名义签名者为冯国璋的代表师景云,刘显世的代表王文华,唐继尧的代表叶荃,谭延闿的代表张翼鹏。全部列名的督军和军事代表共计二十二人。
只有安徽督军张勋,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四川督军戴戡并无代表在北京,所以榜上无名。
孟恩远(1856—1933),天津西泥沽村人。行伍出身。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入伍,历任马队队官、直隶巡防队统领、南阳镇总兵吉林巡防督办。民国成立后,先后任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吉林护军使、镇安右将军、吉林督军。

精华言情小說 民國風雲人物演義 ptt-第262章 張作霖和馮德麟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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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風雲人物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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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扫兴张作霖的,开始尝到当年他的上司张锡銮和段芝贵的苦果。他知道冯德麟这位曾经的义父可不好得罪,先派吴俊升、马龙潭两位镇守使去与冯疏通,劝冯先接任帮办职务,什么事都好商量。
吴俊升(1863年10月11日—1928年6.月.4.日),字秀峰,后字兴权,又字子琴,绰号吴大舌头,奉天昌图人,十七岁进入辽源捕盗营。
一九一二年,蒙古王公勾结日本人,策动“满蒙.独立”,吴俊升率部给其以沉重打击。一九二一年任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俊升任第五军军长。一九二五年郭松龄反奉,吴俊升任讨逆军总司令,兼左路军团司令,击败郭松龄部队。一九二八年北伐战争张作霖失败后,决定息争罢战,退兵关外。吴俊升前往山海关迎张作霖返奉,于当年6.月.4.日,在沈阳皇姑屯与张作霖同时被日本人炸死。
马龙潭(1857年—1940年2月)字腾溪,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人。少年时风流倜傥、文武通达、才华过人,爱好书法,堪称一代儒将。
父亲马奇峰在一八六七年被封为振威将军,哥哥马龙文于一八六八年四月十日镇压农民起义军捻军时战死,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恤荫马家子孙世袭云骑尉,一八七六年马龙潭承袭云骑尉世职(相当于武教官)。
马龙潭虽戎马在外,却两次对故乡捐款,编修《庆云县志》,乡人尊称为“马大人”。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马龙潭暂居四平。日本加剧侵略东北,想用其名望收买人心,特成立中满自治会,擅自发出文告,委任马龙潭担任会长。马龙潭得知后,在日本人面前拍案拒绝,甚至一头撞到床头,满头流血。
马龙潭精力过人,六十岁仍骑马出巡,日驰千里,后病逝于四平。
冯知道吴和马两人是替张作霖做说客,竟闭门谢客。张不得已,只好亲自登门访冯,低声下气地向冯说了许多患难弟兄有福同享的好言语。
冯德麟碍于情面提出了就职的条件。就是要另设军务帮办公署,其组织和军务督办公署一样,设参谋长及四课,编制和经费也要完全相同,说到底就是要和张“平分天下”。
张作霖没虽然愿意让步,却不愿让到这个地步,便请示中.央,让上方出来说话。
袁世凯答复张说:“成立帮办公署于体制不合,不能照准,但军务帮办办公费准月支十五万元。”
张觉得袁的解决办法实在高明,便拿了这封电报和十五万元第一月办公费去见冯,满以为冯会同意。不料冯竟拒不接受,同时拍电给袁请求辞职,且不待袁的答复即率兵径返原防广宁。
老奸巨滑的袁世凯,对张、冯互争,私心窃喜。部下互相牵制,避免养成一个独霸一方的地方人物,是他最乐见的。
然而帝制失败,他不愿奉天再闹出纠纷,所以他便请他的老把兄张锡銮,要他以老上司资格到奉天担任调合人。
怎知“快马张”竟一口拒绝:“我老了,他们这些新贵是不会听我话的。”
冯德麟态度益发强硬,大有要向张作霖摊牌之势,张仍委曲求全,不愿和冯翻脸。
为讨冯德麟欢心,张作霖派心腹廿五旅的旅长孙烈臣携带礼品和现款三十万元,到冯的防地广宁犒军,委婉而恭敬地劝冯回省。
孙烈臣(1872—1924),字占鳌,后改赞尧。生于奉天黑山(今辽宁锦州黑山),是张作霖最信赖的心腹干将之一。曾任吉林督军兼行省长,黑龙江督军兼行省长,东北军陆军整理处总监兼陆军总部参谋长,陆军上将。
他一直全力协助张作霖在东北剿匪以及驱逐东北的俄国武装,与段祺瑞、曹锟争夺天下,发展军工业,建设东北。
民国五年五月二十日,冯德麟率马、步、炮军共五营,浩浩荡荡地开进省城,径赴廿八师驻省办事处休息。
张作霖知道冯已来省,即亲自赴冯的办事处趋访,极力表示好感。可是冯态度仍然那么傲慢,带理不睬的。张回将军府,冯也不去回拜。
当晚张在将军署备酒为冯接风,冯推说不舒服,拒不赴席。张只好移樽就教,把酒席抬到冯的办事处,并召歌妓前来侑酒。冯踞坐首席,像个木头人,一动也不动。
冯这次来省,不再提辞职,而是拍电到中央,说廿八师需扩充,请准招募七营兵,并指定北镇县为军务帮办公署所在地。公署开办经常费和增兵所需饷械,均请大总统令饬盛京将军如数照拨。
冯竟直接下令奉天财政厅指拔五十万元为编练飞行队(即空军)的经费。他这趟只在沈阳住了一天,第二天即赴北镇县视察防务,北镇县是冯的家乡。
张仍对冯用软工,他雇了大批工匠修缮廿八师驻省办公处。内部装修一新,特别是冯的办公室和自己的完全一样,然后派自己的参谋长杨宇霆赴北镇恭迎冯帮办来省就职。
六月六日冯又带了大批人马来省,向张提出了三个“起码”条件:(一)帮办的权限和盛京将军完全相等。(二)全省用人行政彼此互相咨询。(三)财政厅指拨二十万元为第廿八师添购飞机之用(原索50万元)。
张要求冯让一点步,冯坚决不肯,张又低声下气去见冯,冯竟挡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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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实在忍无可忍,乃电袁辞职,并请袁派张锡銮克日来奉维持地方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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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电报到京,正赶上袁“皇帝”归天。一片混乱中,北京方面大事都忙不过来,谁有心思来管这等闲事。
北京那边乱成一团,冯德麟借机向张提出最后通牒,限当天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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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没办法,只好请吴俊升出面说和。
吴见冯时刚提到“将军”二字,冯就破口大骂说:“他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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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向冯说了许多好话,赔了许多不是,冯乃提出三个最后也是最低的条件:(一)用人行政需征同意;(二)奉天军政各费,不许超出预算,万不得已时须协同办理;(三)张作霖亲率廿七师全体营长以上的军官齐赴廿八师办公处正式道歉。
张了解冯的个性,他的讨价不能还价,越还价讨价越高,只好马上答应冯的苛刻条件。六月十一日,能屈能伸的张作霖堆着苦笑,率领他的高级军官到廿八师办事处向冯道歉,并且答应了冯全部条件。
这一趟倒让冯平了气,他也笑脸相迎,还邀请吴兴权、马龙潭两位镇守使陪着张叉了几圈麻将,看场面大家是恢复了一团合气。
张作霖内心可气得受不了,他也是个好脸之人,深感这一次丢人丢得太大。
没过了几天,上海的报纸把他向冯道歉这一幕和盘刊出,害得他几天都出不得门。
张是真的需要和冯合作,冯则是和张假合作。
在这次表面和解后不久,他就在他的防区内把张所委派的各县警察局长,一概拘禁起来。要他们供出曾花了多少红包买缺,宣称要向张算账。这是张作霖采用过得对付段芝贵而迫段下台的手段,冯现在是如法炮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接着,他又发出通电,率领全军将士辞职,电云:“张督为人极英明,能实心整顿军事。麟所部将士均属下乘,宜即退避贤路。”
武人通电辞职,向例是以退为进的一种手法,冯这次率领全军辞职,则是武人辞职中的一大创造。张实在受不了,乃郑重问冯究竟目的何在?冯开出条件是要兼任省长。还是要平分天下,好容易当上东北王,底线怎能突破,张坚决地拒绝了冯。
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后,看到关外两虎相争不下,电邀冯入京面商要政。他是站在张的一边的,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冯当然不会中计,根本不加理睬。
看到两个军内两大佬火.药味十足,一旦动起手来遭殃的是老百姓。奉天公法团吁请双方和衷共济,以大局为重,万勿走向极端。张作霖虽明确表示不会诉诸武力,但这些人的话谁能相信,一时间奉天全省空气异常紧张,天一黑路无行人,商民惶惶不可终日。
民国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段内阁请出了最高的调停人,就是以前招安张、冯两军的奉天最高军政首长赵尔巽。
赵抵奉天后,张作霖立即专程拜访,第二天赵去探访冯。
由于他的声望,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都派参谋长来谒赵。
赵随后召集调解会议,嘴上都说老长官的面子得给,说得好听就是不办事。三月六日冯又回到广宁根据地,调解只能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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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和冯德麟的纠纷正愈演愈烈的时候,张的亲信部下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又和张闹翻,这对张作霖来说,可谓流年不利,屋漏又遭连夜雨。
汤玉麟(1871年7月—1949年2月),字阁臣,绰号二虎(一说“大虎”,在张学良和王化一的相关回忆史料中均称其绰号为“汤大虎”),奉天(今辽宁)义县人。
汤玉麟曾为中国国民党热河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主委、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热河省主席。
生于一个贫苦人家,少年时汤玉麟给人扛小活,因赶车拉脚遭抢劫,遂铤而走险,落草为寇,称霸辽西。汤玉麟称霸辽西时,曾救张作霖一命,张、汤由此结为生死之交,后来张作霖邀请汤玉麟入伙合办保安队。关于汤玉麟其人,世人褒贬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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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風雲人物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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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虽然没什么实力 ,但他的社会影响力袁世凯心知肚明,所以,黎是不是接受“武义亲王”的封号,至关重要。
袁做事也真执着,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黎元洪也不示弱,两个人针尖对麦芒,耗上了,你来我往,竟较量了九个回合。
第一回合:袁世凯下了册封令后,即命文武百官到东厂黎宅来祝贺。是日,黎宅门前挤满了来贺喜之人,有更多的人来看热闹。
来人由国务卿领衔,黎元洪身穿便衣迎了出来。大概是为了制造影响,这些祝贺的人并不进屋。
国务卿代大家致完贺词后,黎元洪大声的说:“袁大总统的心意,在下心领了,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于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绝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賀,实愧不敢当。”
说完,即入室内,不在理会这些官员。
来的这些官员,至少有很大部分,并非真正从心里赞成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只是不敢表示而已,见黎元洪如此大意凛然,不由得在心里肃然起敬。就是死心塌地跟袁世凯的人,在这个场合,也只能是自讨无趣。官员们默然而去,看热闹的人问明缘由后,也都对黎元洪竖大拇指。
搞了这么大的排场,结果适得其反。
九天神龙
第二回合,袁世凯做得十分自然,派人带京城最出名的成衣匠,来给黎元洪量衣服的尺寸,是量身定做“亲王制服”。黎元洪一点可钻的孔子都不给,当即坚决拒绝。
言道:“我非亲王,也永不作任何王朝的亲王,何须亲王制服?”
随后命秘书翟瀛草拟一封辞去王位的呈文:“武昌首义,全国成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神明,愿为编民,终此余生。”
第三回合:十二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又重颁策令,派礼官及九门提督、步军统领江朝宗到东厂胡同黎宅宣封,同样遭黎元洪拒绝。
刘成禺在其《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记下了当时的场景:“朝宗奉诏前往东厂胡同,当堂三跪九叩首,长跪不起,双手奉诏大呼:‘请王爷受封!’……元洪深居不出,朝宗也跪地长呼不起。对抗多时,元洪大怒,由旁屋疾步而出,戟手勒袖,指朝宗面大骂曰:‘江朝宗!你哪里这样不要脸?快快滚出去!’朝宗仍挺身直跪,双手奉诏,大呼请王爷受封不止。
“元洪怒呼左右:‘赶快把江朝宗拖出去,否则连你们一起打出!’于是,元洪左右劝者、扶者、慰者、挤者,一拥而江朝宗出东厂胡同堂门矣。”
第四回合:两次册封都没能得逞,袁世凯并不气馁,索性来来个生米做成熟饭。政事堂发给黎元洪的公文,都用大字注明,“武义亲王亲启”几个字。
第一份,黎元洪秘书室的收发人员一看是给黎元洪的,就收下了。待交给黎元洪后,黎元洪注意到了封面上的字,马上派人把公文退回,又严嘱收发人员凡有武义亲王字样的东西,一律拒收。
第五回合,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袁世凯打发自己的次子,黎元洪的忘年交袁克文,给黎元洪送一镶金的“武义亲王”的字匾,送到黎府。
黎元洪一看匾上的字,不由分说的把袁克文训斥了一顿。袁克文本不情愿来,但惧于父亲,不得不来。知道不会有好结果,满脸通红地走了。
第六回合:年末,亲家之间总要有礼物往来。袁世凯送黎元洪所有的礼,都写上“武义亲王”收的字样,黎元洪见了后,不管什么礼物,都如数退回。袁世凯没办法,只好把”武义亲王”几个字拿掉,黎元洪才收下。
第七回合、袁世凯还真肯下功夫,花银钱,命内务府勘察地点,准备修建武义王府。派人征询黎元洪意见,黎元洪根本不予理会。
第八回合、袁世凯专门发布命令,有五种人可以不在他面前称臣,其中就包括民国元勋黎元洪。別人都上表感谢,黎元洪照样理都不理。
第九回合、袁世凯派亲信梁士诒登门劝说,黎元洪先是避而不见,而后推脱不过,无法不露面。
没等梁士诒说完,就愤怒起身,对着一房柱说:“若你等再逼我,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吓得梁士诒赶紧离开。
为了维护大局,给百姓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黎元洪在很多方面,都做了违心之事。有时袁世凯希望他出面做什么事,尽管他不情愿,也还是满足袁世凯的要求,可以说,差不多是有求必应。所谓,无关大局的事好商量,可做可不做的事可以去做。但是,大事,原则问题是不能含糊的。
如我们前面所说,人是有底线的,无论如何,底线是不能突破的。譬如现在,维护共和,就是黎元洪的底线。
袁世凯终于看清了,老实厚道黎元洪,也有特别倔强的一面,并非是可以任他摆布之人。袁世凯很庆幸,自己适时地把黎元洪从湖北弄出,放到身边,还是好控制些。
或许,一直以来,袁世凯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黎元洪身上,却“大意失荆州”而忽略了另一个人,这个人便是蔡鄂。
一九一五年九月底的一天,蔡鄂专程来东厂胡同拜访黎元洪。他已经被袁世凯软禁在京将近二年,平日里很少与人来往,走动多一点的便是黎元洪。
这个时候,袁世凯的称帝,已经是和尚头上的虱子。蔡鄂这次来,看来是想知道,黎元洪对袁世凯称帝的真实态度。
两个人已心心相印、无话不说,即使对别人,黎元洪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所处的环境,蔡鄂还是很谨慎的,他的名字,还出现在积极劝进的名单中。
得知了黎元洪的所想,蔡鄂也说了实话:“袁氏已经利令智昏、自绝于国民,要想捍卫共和,起兵讨伐是唯一地选择。”
黎元洪完全赞同,担心蔡鄂困在此处,是有心而无力。
蔡鄂神秘地说:“请黎公拭目以待,我出京四十天后,定有佳音传来。”
看到蔡鄂胸有成竹,黎元洪很为他高兴,连说:“我相信,我相信,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经过了一番准备和策划,蔡鄂十一月十一日离开北京。先到天津,由天津走水路坐船到日本,十二月二十日,再由日本辗转秘密回到昆明。
很快組建起“讨袁护国军”,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云南独立,打碎了袁世凯的称帝梦,敲响了袁家王朝的丧钟。
黎元洪算了一下,从蔡鄂十一月十一日离京,到云南起事,果然四十多天,不由得赞叹:“松坡,不愧为当代豪杰!”
蔡鄂出逃,对袁世凯振动和打击极大,他由此而更加强了对黎元洪的防范。
江朝宗密令东厂胡同的卫队长:“万一京师临时有不测风云突发,汝辈务须极力保护黎公……无论如何不可使之出东厂胡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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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鄂在云南振臂一呼,全国各地纷纷相应。原国民党人,本就是坚定的反袁派。二次革命,曾饱受争议,现在大家看明白了,国民党这是有先见之明。而立宪派和很多曾不遗余力支持袁世凯的人们,也终于看清了袁世凯的狼子野心,而纷纷汇聚在护国军的大旗下。
以梁启超为领袖的,一直和国民党对立的进步党,为了保卫共和,也坚定的和自己曾经的政敌站到了一起。
梁启超还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提者》,重重的鞭挞了袁世凯的丧心病狂和狼子野心。
护国军从实力上并不强于“二次革命”的国民党的军队,但确取得了节节胜利。原来是北洋军“出工不出力。”
最让袁世凯胆寒的是内部的众叛亲离,段祺瑞和冯国璋就不消说了,最后连他最信任的人也和他划清界限,比如“二陈汤”。
袁断气时,除了接受顾命的四位大臣外,其他在北京的袁系要人虽都闻讯赶至,却未参加讨论继承人会议。
金匮石屋名单揭晓后,四位顾命大臣就讨论继承人问题,一致请徐世昌表示意见。
徐东海是著名的水晶狐狸,他说:“现在南方独立,收拾时局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依我的愚见,根据《约法》,应推副总统继任。”
他和袁临终前口气一样,没有划分《约法》的新旧,然而这不是他神志不清,而是他高明之处。
金匮石屋的第一名是黎元洪,根据新《约法》,黎也是第一名;如果依照旧《约法》,副总统升补总统也是黎,所以《约法》不论新旧,黎都有资格继承总统,这是法理方面。
至于形势上,袁死前一团槽的局面,袁死后如何善其后呢?拥黎来过渡,护国军方面会同意的,也避免使北洋派居于炉火之上。
黎有声望却没有实力,又是北洋派的政治俘虏,利用他为北洋派服务,对北洋派来说,是个最好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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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刚住进瀛台时,袁世凯几乎每晚都到黎这里走一走,陪黎元洪说说话。这一段时间,来得明显少了,特别是最近,已经有十多天没见他的人影了。也难怪,这一阵子,他也确是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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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不来黎元洪正求之不得,因为黎元洪明显感到,两个人能在一起说的话是越来越少了。
这一天,黎元洪刚吃过晚饭,正想出去散散步,袁世凯来了。比每次来得都要早,黎元洪本能的觉得他应该有什么事。
看不出有事的样子,袁世凯先解释了一番,自己这段时间因为忙,没过来看望亲家,今天,总算得闲,赶紧过来。
黎元洪则说,大总统是个大忙人,每天为国事起早贪晚,日理万机,还这么挂念他,真的是特别感动。只是,官身不由己,还是要以国事为重。下边的话,黎元洪没说,但意思已经表达。大总统没有必要把时间用到来这里。
家里人把茶水端上,袁世凯端起茶杯品了几口。
两个人又说了几句闲话,袁世凯注视了一下黎元洪,“亲家,您最近一定听到一些说法吧?”
黎元洪愣了一下,知道袁世凯这是进入了正题,但他实在搞不清袁世凯这里指的是什么事。
“总统,您这里指的是什么?”
自从双方的子女订亲后,袁世凯就一直亲热的称黎元洪为亲家。而黎元洪则始终称袁世凯为“总统”,袁世凯已经习惯。
瀛台这里虽然有些封闭,但每天通过各种渠道还是能听到不少的事,黎元洪真的想不出,袁世凯在这里指得是哪方面的事。
“亲家,您肯定是听说了。”看黎元洪一脸茫然的样子,袁世凯接着说:“上上下下,各行各界,都拼命的劝我当皇帝,说咱这个国家,没皇帝不行,亲家,您对这事怎么看?”
黎元洪终于知道了袁的来意,无非是想窥探自己对他称帝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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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黎元洪虽然看似不问政事,但他对这个国家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很为注意。
他看了一下袁世凯,一段时间以来,袁世凯一直在紧锣密鼓为着称帝做着准备。从恢复旧时的官制,到大力提倡尊孔复礼;从取消《临时约法》,到搞垮国会,……这一步步,一桩桩、一件件,黎元洪当然都看到眼里。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一切都是袁世凯在幕后主导?
黎元洪当然知道袁世凯想听什么,很长时间里,或许是为了明哲保身,黎元洪也确是什么事都顺着袁世凯说,什么事都维护袁世凯,但是,这一次没有。
人是有底线的,而底线是不能突破的。
“总统,您曾多次对外保证过,一定会忠于共和。那么多人前扑后继,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推翻帝制,实现共和吗?”
黎元洪很激动。
“那是,那是,这些人当然是胡闹了。这不是讲民主吗?讲言论自由吗?要不,我非治他们罪不可,不能什么话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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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虽然没从黎元洪的嘴里,听到自己想听的话,但他已经摸清黎元洪的想法,连忙把话题岔开。
话不投机半句多,袁世凯好像突然想起,自己还要见什么人,很快告辞。走的时候,表情极其不悦。
过了几天,袁世凯又过来一趟,对黎元洪说:“杨度和几个人搞了个“筹安会”,专门研究国体,研究来研究去,说是当下中国,只能搞君主立宪。这些人犟得很,我再三申斥,他们就是不听。”
说到这里,袁世凯停了一下,无奈地摇摇头,“没办法,只好让他们先研究着,等他们研究定了,再想办法对付他们。我老了,当这个总统都勉为其难,当什么皇帝呀?不行,他们要是一定强迫我干,我就回彰德养老,什么都不管了。”
黎元洪看袁世凯虚伪的样子,很恶心,想了一下说:“这事还不简单,总统只要把他们抓起几个杀掉,我看谁还敢。”
袁世凯反而笑了,回答:“亲家,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能动不动就杀人,杀得过来吗?您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说完,匆忙离去
黎元洪搞不清袁世凯来讲这番话的用意,猜想多半是为了稳住他。因为就在当天,黎元洪在参议院,以院长身份,针对这股鼓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发表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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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到参议院的责任与性质时。他说:“第一层,参议院备政.府咨询,就是政.府自身机关,对于政.府要尽力辅助,使之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第二层,参议院既行使立法职权,就是代表人民,……应严守共和真谛,一方面拥护政.府,一方面督促政策之实行,才算尽我们的天职。”
又一日,黎元洪的湖北老乡张国涂来瀛台拜访,他提醒黎元洪说:“国人多谓项城(袁世凯)野心极大,将来必帝制为之。”
他告诉黎元洪,现在很多人以看清楚袁世凯的真实面貌,正在筹划反袁,希望黎元洪也能参加。
黎元洪说:“目前国情,人心思安定,应以统一和安定民心为要。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项城如有野心,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追随国人,誓死反对,即便予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会亡。”
袁世凯家的人,黎元洪有一位忘年交,就是袁二公子袁克文。黎元洪和他合得来,也谈得来。
这一天,袁克文来到了黎元洪这里,焦急地对黎元洪说:“黎叔,杨度找了几个人搞了个筹安会,您知道吗?”
“我知道。”黎元洪点了点头。
“我和我父说了,一定要制止他们,但父亲他还把我训斥了一顿,说我一个小孩子懂什么。”袁克文心急如焚。
黎元洪想了下说:“我也和你父说了,他表面说不准他们胡来,但我能看出他很愿意这些人这样做。我有时猜想,这些人是你父指使的。”
“是的黎叔,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父是老糊涂了吗?怎么能干这样的事,是要留下千古骂名的。黎叔,他很看重您,您一定要好好劝劝他。”袁克文点着头。
“我会的,可你应该知道你父亲,他恐怕不是别人能劝得了的。然兹事非可以口舌争也,即争,也无益。我今抱定宗旨,对于帝制问题,虽然不是我反对就能制止的,但只要帝制果成事实,我则披发入山,不再与人相见”黎元洪态度坚决。
“谢谢黎叔,我哥哥好像更积极。”
“他可能是在做当皇太子的梦吧!”黎元洪哼了一声,“不过,他不起主要作用,关键还在你父。”
继杨度的“筹安会”后,梁士诒又搞起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用意很明显,就是要給袁世凯的称帝,制造“民意”。
眼看着袁世凯的称帝复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黎元洪觉得自己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一九一五年八月三十日,黎元洪正式提出,辞去参议院议长职务,并表示,不再参与参议院除“立法职权范围之外事”。
十月底,袁世凯导演的决定国体的投票结束,见国体变更已成定局,黎元洪再次咨文参议院,提出辞去副总统、参议院议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公开宣布,不再领取薪水和补贴。同时请袁世凯下令,裁撤副总统办公处,遣散卫兵连。
与此同时,黎元洪还和袁世凯提出,远离政界,回湖北黄陂原籍修养。
当这所有的要求都被袁世凯婉拒后,黎元洪又提出,瀛台阴冷,不适合夫人养病,请求搬出。
这一次袁世凯到是痛快的答应了。他私人花十万元购买了北京东厂胡同一座宅院,送给了黎元洪。
此宅最早为明太监魏忠贤的房产,后为前清军机大臣荣禄的住地,民国后改为将校俱乐部。
从此,黎元洪就宅在了这东厂胡同的院内,很少出们。
因为见不着黎元洪的人影,外界有传言,说黎元洪已入空门,潜心研究佛法。内松外紧,黎元洪看得出,他的这个宅院四周,守备森严,也很少有人来看他。
这一天,首义三武中的孙武来看他,两个人私人关系一直很好。在一起回忆起首义之初的一些事,两个人都很伤感,分别时竟抱头痛哭。
黎元洪所以离开瀛台,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想逃出去,想为保卫共和尽一份力。自从搬到东厂胡同后,黎元洪一直在寻找的出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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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机会找到了。黎元洪有一秘书叫郭泰祺,经人介绍,认识了正要回国述职的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酋吉。待他两个人关系很近后,郭泰祺向小幡酋吉提出助黎元洪出逃请求。
小幡酋吉对黎元洪很有好感,同情黎元洪的处境,一口答应帮忙。为了使事情把握更大些,小幡酋吉和美国驻华公使联系,请美国方面配合这个行动,也同样获得了美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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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到北京后,立刻便有袁、黎联姻的传说,事实上这不是传说而是真的。袁世凯是不待婚礼举行,就赶着喊黎亲家。
两家商讨这桩婚姻时还有一段插曲,双方都想做男家,害得奉命做媒人的汤化龙忙得两头吃夹棍,最后让步的是弱者一方的黎元洪。
袁世凯把第七和第十子的生辰八字(均九岁),和两人在校的成绩单给黎看,要黎从中挑一个。
黎元洪征求太太意见。他的太太吴敬君很在乎嫡庶身份,问:“这两个孩子哪个是大太太生的?哪个是姨太太生的?”
黎告以都是姨太太生的,吴敬君立即变色说:“那不成,我家女儿都是我所生的,不能嫁给姨太太生的儿子。”
已经答应的事不能出尔反尔,黎元洪这时已身不由己,苦苦哀求太太,才算把这亲事搞定。最后是袁的九子克玖和黎的次女绍芳成就了这十足的政治联姻。
订婚时,黎赠女婿礼帽一顶,大礼服一袭;袁赠儿媳金手饰数件。
后来黎家女儿做了袁家媳妇后,一直郁郁寡欢,竟患了神经病。终身不愈,成为了政治婚姻的牺牲品。
黎元洪初抵北京时,袁世凯每次吃饭总尽可能要请“亲家”来共食。
在一个寒冷的大雪天,袁身上披着浙江都督朱瑞花了七千五百元的代价买来“进贡”的皮大氅,黎随口说了一句:“这件东西真名贵。”袁立刻解了下来赠送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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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虽推谢,袁却坚持要送。
袁对黎真可谓做到了完全彻底地“解衣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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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袁世凯正式下令,准兼领湖北都督黎元洪辞免都督本官。
段祺瑞是袁世凯身边重要的帮手,不能长期放在外面。
按照袁关于湖北都督人事安排的预想,本是要定给他的干殿下段芝贵的。因为调黎入京很难,才让段祺瑞出马。现黎已入京并辞职,障碍已除,袁世凯便于民国三年二月一日调段祺瑞回京陆军总长任上,派段芝贵为湖北都督。
段祺瑞在湖北虽只两个多月,但却圆满地完成了袁世凯给其的清除黎元洪在湖北势力的任务。大刀阔斧地把湖北军遣散,把北洋军调入湖北,从此湖北便成为北洋军的一统天下。
当段祺瑞返回北京和黎元洪相见时,不像袁对黎那么虚伪,而是满脸倨傲之色。他的等级观念很强,觉得自己在清末曾做到署理湖广总督,当时黎不过是湖北一个协统。
至于辛亥革命,他已确信黎是从床下面被拉出来充数的,根本算不上什么革命功勋,所谓盛名之下其实不符。他比谁都清楚,此时的黎不过是袁的政治俘虏,自然就更不把黎放在眼里。
而黎元洪毕竟是被段祺瑞逼出老窝的,对段耿耿于怀也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黎段之间的这段关系,为日后留下了诸多隐患。
黎元洪在北京,实在不愿意以安乐公自居,很想借一个题目离开北京,以便恢复自由生活。曾经一再表示,愿以“答谢各国承认民国专使”名义周游列国,袁怕他一去不复返,就用拖延手段来搪塞,不作肯定地答复。
黎既然行不得,也只好在北京瀛台做他的副总统兼参谋总长。而副总统因为没有分管工作,和袁世凯一样抓全面,实是什么也不让管;参谋总长工作实际上也是由参谋次长陈宦代行,没他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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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在北京初期的生活,简直就是幽居,外间鲜有知者。民国三年一月,北京一位名记者黄远庸曾写过一篇访问记,对黎当时的生活有细致的描绘:
“黎副总统到京时,适记者南行,今记者既到京,则吾曹新闻记者对此德望并隆中外钦仰之伟人,不能不表示一番敬意。因以国会议员湖北某君之介绍,偕某某两君约见,黎公快然允许,约以初十日午前十一时许往谒,并约予以赐食之光荣。以吾曹藐然与公无素,而阔达优礼如此,足见公之平民主义也。
“是早某君约予等同往新华门,入总统府,以先有约,故司阍处(即由大总统之司阍处传达)即命余乘冰船赴副总统所居之瀛台,不须更入门外之招待室候命矣。
“海子中之积冰,已层叠深固,故向日之以舟行者,今以冰船行矣。船形如轿,最多可容六人,船夫着毛革之鞋行于冰上,从后推转,故极迅疾,瞬息已抵瀛台矣。
“入门则兵卫三五而立,稍进即有与此介绍某君操鄂音道寒暄者。余前此闻黎公在鄂时,守卫已尽易北方军官,足知不尽确。余等所入之客房,榜曰副总统办公处,即前之景星殿。此处一为秘书室,一为副官处,其对过即庆云殿,则饰以洋式陈设,右为应接之洋室,左为大餐间,即副总统赐余等以午餐之处也。
秘书室伏几而办事者有二三人,皆朴素无华。副官长为少将唐君在寅,则竹布之衣,谦光可挹。唐君盖始终随侍副总统,在鄂时固不常出门,到京后绝对未出大门一步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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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统之眷属及厨役乃至马车御者,皆已偕来,惟其左右之领有徽志得以随时出入总统府者只六人。余辈出入,皆须随时传达或许可,足见黎公约束之严矣。
“庆云殿中陈设稍新,景星殿则普通木器数事,足供起坐而已。其中间为副总统每日会客之厅,余所见二殿中前清南书房供奉之墨迹依然陈列,皆光绪时全忠恒勋徐会沣所书,长额大字皆录《诗经》、《书经》中成语之关系为君之要道者,字尤板滞无味。某君谓做皇帝最苦,连行书都看不见,可谓确切。余意今日何复更须此等物事,宜并置之高阁而稍易以美术的陈设也。殿外置有轿子一顶,盖即清制所谓二人肩舆者,凡副总统往谒大总统或大总统来访副总统,均坐此等制度之轿。实则二公所居相距至多不过二百步矣。
“余等在殿中候命,而是日适值段芝贵自南返京,即日来谒总统及副总统,坐谈极久,候段氏出,则更会客二班,毕后已十二时,故副总统不于常座见余等,即命余等在庆云殿中之应接室接见。入殿后副总统即入,余等行严肃之一鞠躬礼后,依次入座,副总统略询数语,即命入对过之大餐间会食会。副总统之丰采,读吾通信者,想已面接或已见其写实,固不烦余之叙述。余一言足慰读者,则公之丰采健硕,绝无风尘之色,而一种严肃和蔼之气,自是令余等生畏悦之容者也。
“餐座中并副总统共五人,二客系鄂人,中有一客乃从湖北新来者,余与某君则非鄂人。余首问副总统前此何时曾来京?公答尚系光绪三十四年。余问亦常住过北京否?公答首尾不到一个月。故公之语言,乃纯然湖北口音也。座中所谈,以湖北事为多,公询自湖北新来之某君以都督府近状,以军队近情,而尤以个人消息为多。凡称其人,必称其号,不称其名,并荷关念其人有无饭吃。余以知公之深于情也。公语及裁兵退伍事,云我们总要给人家一条路走,故我前此于所裁之人予以退伍金,自二千元不等,以其有此款,或耕田,或做小买卖,不致他变也。
“公又语及某事,有一名言,谓总不可以激烈对待暴乱。他们本来暴乱,若以激烈(意同操切)待之,则必闹出事来。余证之公起义后在湖北之行事,此寥寥数语,盖足以尽其精神也。至其所语何事,则吾辈秉新闻记者之德义,当然不能泄露也。座客询及章太炎近状,请公设法保全者,公答必可无事,因大总统亦雅意保全之也。惟彼前日来府,穿大毛衣,执一羽扇,挂起勋章,见人就丢茶碗打人,如此难怕不闹出事来。送往各处,各处皆不肯收,故暂送拱卫军之教练处招待。刚才我(黎公自谓)与×××商量,叫他们务必请他夫人来京伴住,令有一种慰藉,或不至生他变,那怕盘费都由我出亦可。某君答其夫人甚有学问,前此有家信来,太炎不忍阅看,谓看后恐消磨其与人家拼命之心。黎公答所以我们必须请夫人来伴居。总统是必给他日用的,若到他处去,这一宗常年的款何处去出云云。足见公之笃于待士也。
“余于此一席中,更得悉公之不吸烟,不饮酒,座客皆饮白水一杯而已。鄂中某君语我曰:公自奉既薄,固以推爱及客,在鄂时开茶会,常以中国自制八角一瓶之勃兰地酒供客,客有不堪引满而罢去者。座上水果,往往窳苦不可食。余等是日虽饱德无穷,然公之俭薄,固有可以证明之资料也。会食既毕,承启官报陈次长来谒,即参谋次长陈宦是也。余等乃谨兴辞而出。闻之人云:公到京后,亦已不甚闻问参谋部事。惟陈次长常往禀承而已。余归后,有某君问余以谒见黎公后之所感,余方嗫嚅无以形容,某君即谓其天真照人处最为可慕。余不觉点首。呜呼,神圣哉,优美哉,此天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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